发布日期：2025-06-24 02:59 点击次数：195
图片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1920年九十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出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都相信，中国从1911年帝制被颠覆之日起就已完成了从封建到共和的革命转变，陈独秀也不例外。因此，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革命要“两步走”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到第一位来。此后的陈独秀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乃情理中事。但是，他长人之处在于，他毕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民主派”与“君主派”的斗争在中国其实依然存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应当支持，而遇着“民主派”反对“君主派”的斗争的时候，“吾党”应该帮助前者反对后者。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下一篇：没有了
